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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云网登录2024-05-18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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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转阴就是彻底康复了吗？还需注意哪些问题？******

　　权威解读丨新冠转阴就是彻底康复了吗？还需注意哪些问题？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新冠转阴后康复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新冠转阴后就代表彻底康复了吗？能不能剧烈运动？是不是可以大吃大喝，把身体好好补一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12月25日)邀请相关专家就新冠康复、合理用药等问题接受总台记者专访。

　　饮食起居：营养充足工作节奏宜稍微放缓

　　专家指出，新冠转阴并不意味着我们和病毒的战斗结束了，刚刚转阴后，身体其实是进入一个相对的脆弱期，首先来看看在饮食起居上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我想第一件事要精神上不要认为这是什么特大的一个事儿一样的，要精神上要保持一种高昂的斗志。第二，经过了几天的这样一个发烧、咽喉疼痛、浑身不舒服的症状以后，吃饭也吃不下去，有的人还有腹泻，腹泻腹胀，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想着我这回失去的太多了，我是不是可以好好去补一补，现在又是冬天，冬天进补，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大吃大喝，吃一些特别多油脂的东西、肥甘厚味的东西。这样不好，这样不单对你基本的康复不好，而且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饮食要清淡，但是不能营养都没有，我就光喝稀汤寡水行不行？肯定不行，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你吃个鸡蛋，煮鸡蛋，喝牛奶，这样我们多吃蔬菜、水果，保证我们一些体力的恢复。第三，我们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要放得稍微缓一点，经过疾病以后，我的好多工作停下来没有干好，我再拼命加班，千万不要再去熬夜加班，你就用正常的稍微松的这样一个节奏完成我们的工作。

　　专家：新冠康复后先别急着剧烈运动

　　很多人有健身的习惯，尤其一些老年人有平时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大家都关心康复后是否可以运动，运动的强度如何把握。专家提醒，新冠转阴后不要着急剧烈运动，即使运动也要适度。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我们要适量运动，但是不能剧烈运动。我们前几天有一个病人在跟我咨询，他已经退烧5天了，都特别好，他们家人也都好了，然后他当天都在跑步机上跑了6000多步以后，晚上就烧起来，但是烧得不高，一下就烧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运动要适量，适量的运动是有利于我们的恢复的，过度的运动不但不能够恢复，有可能还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当然随着你的体温正常以后，有点咳嗽，有点浑身疲乏，你的运动量，以你平时运动量的1/3，我估计就够了，或者你自己感觉到身上有点热了，身上稍微有点泛热了就可以了。我还是建议你用最低的这种运动量运动，这些运动都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些日常的运动习惯，不超过你平时的1/3，逐渐增长就可以了。

　　康复后感觉累？专家：身体修复需要时间

　　还有很多人反应在新冠转阴返岗后，总是感觉非常疲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虽然这个病人烧也退了，抗原也转阴了，但是其实人体整个体力的恢复、功能的恢复确实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大概需要2~3周，慢慢会恢复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不用太焦虑。尤其对于这些急性病都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跟慢性病的特点确实是不太一样。这段时间的话适当地注意休息，适当地加强营养，促进它的恢复，让你尽快地能够回归完全正常的状态。

　　专家：科学合理使用对症治疗药物

　　新冠阳性的急性期和康复期都会使用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些人使用药物后出现了其他系统比如消化系统的一些反应。应该如何科学合理使用药物？再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胃的慢性病，比如说你本身有胃溃疡，或者是本身有十二指肠溃疡，或者平时有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的患者，那么在用解热镇痛药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稍微注意一些，比如说尽量不要空腹去用这些药，比如说你吃一些东西以后餐后再用药，这样的话会减轻这些胃肠道不适的症状。应该同时合并上一些胃黏膜的保护剂，再来吃这样的一类的药会更安全一些。另外我们知道在临床上很多药物之间，它可能是会有一些相互作用的，尤其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基础病的这一些人群，包括有慢性这些胃部的基础疾病的人，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咨询一下医生，给你一个建议，这样更安全一些。(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史迎春)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于成龙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