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22年6月26日,观众在南京博物院参观“晋国”特展。图为展出的夔龙纹编钟吸引观众的目光。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当下,世界范围内冲突持续,东西方对战争也有不同理解。例如《孙子兵法》提出“慎战”的思想,而《战争论》等西方著作,更强调如何摧毁敌军。中国与西方,对待战争与和平有何差别?
安乐哲:西方的战争观将胜利作为唯一目标,打仗是追求名誉和荣光。而中国讲究“文武”,战争目标不是胜利,而是“义”,是仁义的“义”;“义”也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个目标。“义”既指道德,也指意义。如果要追求最有意义、最道德的生活,应该完全依靠“文”,但当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时,又必须得用“武”,这是中国文化对“打仗”的一种态度。就像《孙子兵法》中所表达的精神,“用兵”是决定生死命运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凡有一丝可能不打仗,就不要出兵。
田辰山:西方对战争的概念,基于“有限游戏”“零和游戏”,强调“赢了后通吃”,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霸权、主宰世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西方文化中的“和平”,就是“我征服你、你臣服于我”,没有正义、不正义之分。
中国对战争的观念,与西方有本质不同。汉字“武”字,本身就是“止戈”的意思,这正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国对战争(的观念)是一种“仁义”思想的延伸,即“打仗必须出师有名”,要为了仁义。中国围棋最能表达这种思想,即尽可能避免、减少双方的损失和伤亡。《孟子》对此也有充分阐释,不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控制住即可。所以中国的战争思想,是以仁义和人民的支持作为最大力量,而非唯武器论。
图为少林寺藏经阁藏古棋谱《残局类选》。韩章云 摄中新社记者:孙中山先生做东西文明比较时,曾提出“王道主义”“霸道主义”。如今该如何理解“王道”和“霸道”之辩?
安乐哲:美国历史学教授詹姆士·汉金斯(James Hankins)在《道德政治》(Virtue Politics)一书中提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跟政治制度的关系很小,最重要的是与领导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有关。“王道”反映的是,领导阶层如何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认知和道德,心胸宽广、有很强的包容精神;同时建立一个有益的制度体系。“王道”强调整体性。
田辰山:孙中山当时说的“王道主义”和“霸道主义”在今天仍然切中要害、十分有意义,今天的“霸道主义”仍然是孙中山那个时代的“霸道主义”,本质没有变。
什么是“霸道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思想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霸道主义”不讲仁义,只讲谁有更大实力,靠力量争夺利益。
什么是“王道主义”?“王道”是仁政、民本政治,不是单纯讲武力。“仁义之道”致力于维护百姓利益,要得民心。现在的“王道”,就是社会主义,讲“和合”文化,讲“公”字,社会主义讲的是人民的政治。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田辰山:要警惕当今“霸道主义”依然横行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仁义”与“和”文化对全球合作有何时代意义?
安乐哲: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分散了。谈到“一多不分”,我们有“多”,但目前缺“一”,这个“一”能从哪里来?中国的历史可以给世界启发。中国的“和”文化、家庭观念,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要让全球更多了解“和”的概念,这是全球发展的未来。
当下,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例如疫情、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很多事中国没办法自己解决,美国也没办法,只有合作才能找到方法,“和而不同”是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除了打造“共同体”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田辰山:从“和而不同”的文化提出来的中国方案,方向是对的,符合世界人类共生的一种哲学追求,全世界应该走“和而不同”的道路,而不是打起来没完。“和”是有前提的,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上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是一种实践方式。这是对“零和游戏”的世界规则的一种转折性的运作。反对者和破坏者会很多,阻力会很大,但要有信心,保持理智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解决世界问题,现在光讲“你输我赢”这样的“有限游戏”,是不行的,要回到“无限游戏”上来,只有讲共赢才行。儒学正是提供了共赢思路的文化。(完)
沿海大省开启"抢人"模式 破解用工荒须综合施策****** 全力“拼经济”,离不开“保用工”。节后首个工作周,各地迎来了招工保产的窗口期,新一轮“抢人大战”提前启幕。 为鼓励外地务工人员尽早返岗,浙江某地连续数日向规定日期前返岗的务工人员派发总价1000万元的“五金券”。派发首日,就有来自湖南的务工人员田某领到价值59800元的“金券”,提走电动汽车一辆。 在广东深圳,当地政府明确提出:对2月5日前市外原在岗职工返岗达500人以上的企业(劳务派遣单位除外),按照每人2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返岗交通补助,每家企业最高4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等在内的多个沿海大省开启了“抢人”模式,大手笔谋划跨省异地招工,多举措确保回乡人员及时返岗,全方位助力企业实现“开门红”。 节后“用工荒”“招工难”年年都有,今年似乎格外突出。这背后,既有因疫情政策调整优化带来的用工需求增加,也有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力红利减弱的因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至2022年末,全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8755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666万人。 当然,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内陆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更多就业岗位、更小收入差距让越来越多外出务工人员愿意留在“家门口”就业,特别是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一些有技能又有想法的返乡年轻人主动求变,或成为职业农民,或成为创业者,实现了从“雁南飞”到“金凤还巢”的转变。 客观上看,作为一种复杂经济现象的存在,“用工荒”“招工难”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暴露出当前我国在人力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问题。事实上,“用工荒”“招工难”已不只是春节期间的短期现象,一些地方、部分行业常年都面临着招不到人的尴尬状况;“用工荒”“招工难”也并非沿海发达地区所特有,越来越多中西部地区也感受到了这一趋势的逼近。 以制造业为例,作为吸纳外来人员就业的主要行业之一,近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用工形势——产业工人空心化问题日趋突出,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也不进工厂”,即便是招到了人也留不住人,居高不下的用工成本甚至已成了不少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障碍。 破解当前“用工荒”“招工难”难题,需要合力构建起充分就业的长效机制。人社部门要搭建精准高效的用工供需对接平台,借助大数据等手段,为劳动力及用工企业做好对接服务,力促就业市场的动态平衡;用人单位要针对未来人口红利不断减弱的现实,未雨绸缪提早布局,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要进一步加快智能化数字化改造,逐步以机器替代传统人力,减少对人工劳动力的依赖;对于劳动者自身而言,要认清就业形势,树立正确就业观念,积极在自身上挖掘潜力。 从更长远看,破解“用工荒”“招工难”难题,需要努力做好城镇化这篇大文章。中国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工荒”“招工难”所折射出的,正是长期以来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的现实。如果社会保障不能兜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覆盖更多群体,那么广大进城务工人口的“后顾之忧”就无法真正解除,“用工荒”现象也难以彻底消除。换言之,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系统而言,用好用足城镇化引擎,保持住就业连续性、稳定性,方能以较低成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 (顾阳 来源:经济日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